历史上中、日、朝剑刀武艺的交流（连载二）
中国剑刀对日本的影响
——摘自马明达教授专题论文集《说剑丛稿》卷四
我国的武艺起源极早,它的内容和形式总是因时变易,时代不同,特点各异。同时,在武艺形成和发展的漫长过程中,曾产生了军旅武艺与民间武艺的分野,还贯穿着技击因素与健身因素依存消长的矛盾。总而言之,武艺这一特殊的文化形式,它的发展史同样也是相当复杂的。然而，有一点是明确的:在古代,在冷兵器在战争中据于主要位置的历史条件下,武艺的社会价值首先决定于它在战争中和各类社会冲突中的防身杀敌之效。因此,它的内容就不能不以临阵实用的兵器技术为主体;它的发展变化也必然同兵器形式的发展变化相辅相成,密切关联。由此推之,任何武艺形式的传播与交流,也必然以兵器的传播交流为先导,为载体。
一般认为,早在周、秦时代,我国制作的剑刀等兵器就已传人日本,其传入途径主要是朝鲜半岛。日本的古文献和大量考古资料证明,日本与古代韩国之间存在一条所谓“海北道中”的交通路线,历年来，在日本北九州发现了大量的先秦铜剑和铸剑的铜范。在北九州发现的很多“是锋刃锐利，具备完整特色的中国产品”。而相同的兵器在韩国原属弁韩、辰韩的庆尚南北道也多有发现。多年前,日本著名学者木宫泰彦先生曾经指出：
这些事实说明，中国文化产品的铜剑、铜锋，远在二千几百年前的古代，就经过弁韩、辰韩、对马等地，先传到博多湾沿岸，然后传到筑后、丰后方面。因此可以推断,这条线是当时的主要交通线，恰好同《书纪》中所说的海北道中一致。
另据汪向荣先生说,日本列岛弥生时代,其青铜文化分成两个文化圈,一是铜铎文化圈;一是铜利文化圈。所谓铜利文化圈，就是指北九州地区发现的大量“铜利器”，其中主要是铜剑等兵器。在佐贺县的瓷相土葬的原始古均地带和怡土郡的支石墓中,都发现了为当时统治者用于陪葬的铜剑等兵器,时间大约在公元前1世纪到公元1世纪。“这些随葬品中，除了极少数可以认为是当地仿制者外，绝大多数,都是从中国大陆或朝鲜半岛上来的船载品。”在铜利器传人同时,制作技术也随之传人,这为铸型(熔范)的发现所证明。在朝鲜半岛的许多地方,都挖掘到中国先秦时期的铜剑,进一步证明在中、日、韩三国人民的早期交往中,剑已成为传递文化和联络感情的媒介物之一了。
到了汉代,中国制作的各类短兵器,尤其是铁制环首大刀,曾大量流入日本,对日本短兵器形制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环首大刀兴起于西汉初期,它是在剑,特别是在长剑的基础上演变而来的一种新式短兵器。由于汉代铁制环首大刀刀形轻便,锻造精良,战阵实用之效很高,因此特别受到日本武士的喜爱。1962年，在日本奈良天理市杯本古坟的古墓中,发现了一柄东汉中平年间(184189)中国制作的铁制环首刀,刀身铸有东汉长剑与环首大刀，刀身镌有“百炼清刚,上应星宿、下辟不祥”等金错铭文。
这柄刀的形制、铭文格式及刀的质地,与1974年出土于我国山东苍山的东汉永初六年(112)铁制环首刀基本相同。它们都是用反复加热、多层叠打、表面渗碳的工艺制作的优质含钢铁刀。中平刀作为殉葬品出土于日本为殉葬品出土于日本古墓，证明墓主生前喜爱之深,也成为汉刀传入日本的可靠物证。据《日本武器概说》的作者未久雅雄说，日本各地曾有不少汉刀和日本对汉刀的仿制品出土。他认为，当时日本武士所用的兵器、“特别是通过朝鲜半岛从大陆移入的”。汉刀的大量流入日本,对日本刀制产生很大影响，我们从日本古代兵器史著作中所看到的日本古刀,许多都具有明显的汉刀特征。据《中国兵器史稿》的作者周纬先生说，汉刀的仿制品在日本随处可见，“常有收藏至数十器者”。
可以肯定,古代中国的剑刀，主要是通过民间途径进入日本的，但也通过两国间的正式交往进入日本的。最著名的例证就是三国时日本邪马台国同曹魏之间的交往。据《三国志·魏志·倭人传》载，日本邪马台国的女王卑弥呼，曾于魏明帝曹睿景初二年(238)六月，派大夫难升米等来中国通好。魏明帝盛情接待这些友好使者，并回赠了一批珍贵礼物，其中包括“五尺刀二口”。其后，两国互通使者，多次来往，在魏国每一次馈赠日本的礼物中，也总是有刀。证明到三国时代,中国制作的刀仍然受到日本人民的珍视。日本九州熊本县玉名郡兰水町江田船山古墓中,曾发现刻有汉字铭文的日本大刀，日本学者认为这是五世纪中期的遗物,约当中国的南北朝时代。这柄刀的发现，证明中国剑刀对日本的影响，一直延续到了三国以后。日本考古学家小野胜年先生曾说,著名的日本正仓院里,至今还保存着不少古代中国的剑刀；“献物帐”上还记有“唐式大刀”、“唐刀”等名目。所谓“唐式大刀”应指唐代军中盛行一时的陌刀，这种刀的样式在中国已无实物可证，只有日本正仓院还保存有几柄唐代实物。这些都证明历史上中国剑刀对日本的影响是久远的，至少延至唐代，中国剑刀仍在继续传入日本。
